并构成了认识中国改革的关键性线年来

2019-09-28 18:07栏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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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既是一部社会成长史,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文明化进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实现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经营”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包办社会”到“经营社会”再到“管理社会”最后到“治理社会”的发展历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成就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在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活力获得空前释放和增强;在不断扩大社会体量的基础上,社会质量获得明显改善和提升;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基础上,社会公平获得积极维护和促进;在不断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社会自治实现有序推进和发展;在不断优化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社会体制实现有效重塑和完善。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积累了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在“十个坚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实行法德共治,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仅要处理好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而且要面对现代化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打造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的迫切要求。

  作者简介:陈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改革开放是一场总体性社会变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①回首40年的沧桑巨变,促动这场伟大改革的因素,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因素,但实际上,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因素②。正是当时的“民生之乏”与“稳定之困”,促使这场改革发生了。可以说,社会治理变革一直和改革开放同行,并构成了认识中国改革的关键性线年来,我国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步探索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实现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经营”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到“社会治理”,从“包办社会”到“经营社会”再到“管理社会”最后到“治理社会”的多重共进的变革历程。总体来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社会治理的“管控”阶段(1978—1992)。这是以双轨制为核心特征的改革启动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分化,促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初孕育和发端。这一阶段社会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人民公社制和单位制的逐步瓦解,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诞生。1982年《宪法》对基层群众自治进行了明确规定,奠定了其坚实的宪法根基。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则将其进一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也为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二是建立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从1978年到1988年,是我国民间组织“野性生长”的十年。1988年,民政部设立“社会团体管理司”,专门负责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这标志着我国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开始进行规范和管理。随后,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1989年《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由此形成和确立了民间组织登记管理部门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三是建立基本的人口调控和管理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1985年,《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开始对流动人口实施暂住证管理;同年,《居民身份证条例》颁布,全国开始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四是确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方针。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刑事犯罪,尤其是大中城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猛增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实行全面综合治理。由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方针正式确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颁布,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随之成立,并将“属地管理”和“一票否决制”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原则。五是“社会发展”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颁布,自此,从“六五计划”起,专门增加“社会发展”的内容,并采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这表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开始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发展③。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社会治理变革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缺乏自身独立形态。改革之后,“经济”首先作为一个独立领域从国家分化出来,“社会”仍然含混于政治、经济之中,社会治理则淹没于国家治理之中。虽然缺乏相应的概念话语,但社会治理实践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零散性、局部性,还没有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二是从属于经济建设。经济改革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和优先地位,社会领域的建设、改革和发展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被纳入改革的重点领域,只是对部分与经济改革关系密切的社会治理机制进行局部性调整。三是行政化色彩较浓。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仍占据支配地位,单位制的基础虽有所松动,但并不影响其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效管控。这一阶段的社会治理仍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体现为行政体制下的社会管控,政社分开的目标并未有效实现。四是带有较强计划体制痕迹。这一阶段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因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调整,具有较强的城乡二元分割性和社会管制特征,并对后续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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